红军主力长征后，我跟着谭余保打游击

夜过无名岭

1935年古历4月底，湘赣边区省委从江西武功山秘密转移到湖南攸县的狮子岭，暂作停留。这一走，我们着力经营了多年的江西苏区，便全部丧失了。因为经费困难，时任省委书记的陈洪时命令特务队立即出发，外出汝城打土豪，以解决燃眉之急，由白区工作组提供土豪对象和向导。部队于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时，连晚饭都没来得及吃便出发了。

油画作品：激烈战斗的红军

向导说：“现在天没有黑，山路走起来还方便，到天一黑，有些不好走了。要是下雨，就更麻烦。要过一个不好过的山，这个山一直不知道叫什么名，当地百姓就叫它无名岭。”我对向导说：“当红军走夜路是家常便饭，每次出发都要走几天夜路，走山路也不怕，只要有路，就可以走过去。”向导说：“队长，那山就是没有路，尽是高的矮的树，一丛丛、一蓬蓬的草，白天走，要拨开草才能辨认出路来，晚上困难更大，前面走的同志要格外小心，走错不得了。走完几十里山路，还要过一个悬崖，很高很陡的山崖下是一条河，水寒刺骨，像阴河一样。人过悬崖，只能在岩石上慢慢挪动，稍有不慎，人掉下去不被摔死也被淹死，很少能活命。”

我一听，真有点心怵，夜路走过不少，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险境。天慢慢黑下来了，为了今天晚上行军安全，部队暂时休息，吃点生米，养点力气。我把向导讲的话向大家重复一遍，引起大家注意，以免发生事故。彭克生政委要求每个同志要前后照顾，不让一个人掉队。大约休息了半个钟头，部队又开始前进。天气越来越闷热，天上乌云翻滚，一层层灰黑的云块像要从天上掉下来。随着一声炸雷响过，雨点哗啦啦地在在头上乱打。同志们凭着一双爬惯了山路的脚，在闪电的蓝光下，从黑黝黝的山林中，眼睛看着脚下，耳里听着喳喳的雨声，脸上擦着一把又一把的雨水，一个跟着一个，艰难地前进着，速度慢得烦心。有的战士跌倒了，爬起来又走，你起来慢了，或前或后的人就会搀扶一把。

一百多条英雄好汉，为了革命的需要，从不计较什么。这个时候他们心里想的，不是豪言壮语，不是激昂表态，而是非常朴实地盼着早点赶到目的地。在山里摸着走着，时间一点也不吝啬，两三个小时究竟走了多远，向导说，大概走了十来里。天啦，平时走夜路，这么久时间，早已走出三四十里地了。不知是谁说了一句：“这革命的路真不容易走。”我们走着走着，夜风小了，雨也停了，云在飘散，渐渐露出星光来，大家的情绪高涨，速度也快了一些。

又走了三个多小时，树木稀少了，前面黑压压的一座石山，向导说：“悬崖到了。”我命令向后传：“悬崖到了，小心脚下。”下过雨的石崖很湿，战士们更加谨慎，一个个前脚跟后脚，人扶人，担心滑倒，更担心掉下悬崖，好半天才能前进一段路。忽听“哎哟”一声，一个战士掉下去了，接着又听到叫喊“救我”，惊心的呼声使每个人的神经更加紧张。原来，这个战士被悬崖下的一棵树挂住了，没有掉到底，同志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拉上来。战士们只差用手抵在崖石上爬了，每个人都是汗流浃背，比一次长途奔袭还辛苦。

天快亮了，悬崖也走过了，问问向导，到目的地还有多远，向导说，走了一半的样子，彭政委说，这趟行军太辛苦了，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宿营吧，大家就靠在石山下避雨一点的地方躺下了。阵阵南风吹过，天上显出鱼肚白来，一会儿天开云散，一轮红日喷薄欲出，今天一定是个好日子。

脱 险

我们于五月初二来到柏树下，这里原是游击区，山深林密，群众基础较好，我们在这里休整了两天。我和彭政委研究，应该兵分两路，他和大多数人在这里待命，我带15人出发。通过茶陵，来到酃县的一个竹山林里休息，随即派出两个小组外出侦察。第一组有曾秋同、贺丁九、刘泉三人；第二组有甘同生、谭录、谭发达三人，一前一后，互相照应。

第一侦察组走出有三四里路，在一个竹林里碰上一个青年人在砍竹子，曾秋同上前问话：“砍竹子作什么？”青年人答：“砍竹子运出去卖。”曾秋同想了解附近有没有国民党军队，青年人不正面回答，反问曾秋同你们是什么人。曾秋同觉得这个青年脑子活，心里有话，便说：“你看我们是什么人？”青年人说：“我看你们像红军。”秋同说是红军，那个青年人说：“喂，有个姓傅的你们知道吗？”虽然是一句很普通的问话，却是一句接头的暗号，曾秋同正要回答，甘同生来了，见了这个青年就招呼：“小陈，你在这干什么？”原来甘同生和我到他家吃过饭，所以认识他。小陈忙说：“傅叔叔来了吗？有重大情报要告诉他。”两个侦察组的人和小陈回到驻地，我问小陈：“你父亲要你来干什么？”小陈说：“我爸要你立即到我家去，有大事要说。”

我带了刘全、曾秋同两个赶到陈家，陈大哥见我来了，急忙把我拉到屋里，告诉我省委书记陈洪时十几天前已经叛变投敌（陈洪时于1935年6月12日叛逃），带了一大帮人。他们正串通驻军和保安团围剿你们，他们骗你们来打土豪，是送肉上砧板，你们赶快回去吧，不然会全部被消灭的。我听了这个消息，有如惊雷轰顶，便问陈大哥：“你这消息可靠吗？”“怎么不可靠，县委要求各个联络点派人守候，打听到特务队来了，立即告诉你们。”

我想了好久，心中半信半疑。在他家吃过中饭，马上找当地百姓打听，百姓中也传说纷纷，有一位张大叔说：“陈洪时带一帮人投降国民党，说还有一支队伍自己送上门来，那不就是你们吗？”我问：“这里原来有白军吗？”张大叔说：“原来没有，就这一两天来的。”我一想，形势相当严峻，我要刘全拿几块银洋给张大叔，请他为我们带路脱险，张大叔说：“带路可以，钱坚决不要。我是老农会会员，为你们做点事是应该的。只要你们相信我，我一定把你们带出去，他们不能条条田埂都放哨的。”这句话使我们更添信心和希望。

我命令曾秋同立即集合队伍，跑步来这里集合，跟随张大叔突出包围。张大叔问我朝哪个方向走，我说朝北的方向，于是我和曾秋同随张大叔在前，刘全、甘同生在后，便从竹山林里小路穿山越岭，不走人家屋门口过身，怕狗叫惊动人家。一路上边躲藏，边走路，不知绕过多少村庄，走过多少田坎边，到黄昏时候，大约走了二十多里，快到警戒线了。天黑下来，没有月亮，十来米远就看不清人，只能凭听觉辨别情况。我们正要下一个山坡，忽听得一声喊：“什么人？口令！”我们紧张万分，立即原地蹲下，准备战斗。随即又听到一声答：“围剿！回口令！”“胜利！”问话的一方回了口令，原来是双方巡逻警戒的碰头了，然后各自回转。多险！我们立即在山头屏住气，一直等他们远了，才敢下山。

谭余保

又走了二十来里，到了河边。张大叔说：“过了河就好了。”一看码头上，没有渡船，我要曾秋同带二人去找船，不一会，秋同从水下推着一条船靠了岸。我们和张大叔要分手了，刘全拿出六块银洋给张大叔，张大叔坚决不要，我们非常感谢张大叔为我们带路。大家依次上船。走进船舱一看，还睡着两个保安团的兵，我们把这两个人抓来一问，知道是保安团派他们来守码头，防止“共匪”过河。他们把船停在河中，自以为很安全，谁知做了我们的俘虏。

过了河，又在革命群众的积极支持下，总算脱离了险境，安全回到柏树下。

十里茅山

我和彭克生政委研究如何回到省委身边。狮子岭肯定不能去了，现在只有两个地点：一是莲花县委吴金莲处，一是攸县县委甘有贤处。可是，最近都没有联系，谁知道这两处被破坏了没有。正在为难之际，省委交通员彭连生同志来了。他详细说了陈洪时等人叛变的事，都是背着谭余保干的，现在省委只剩下谭主席一个人了。如今住在莲花垅上丝瓜塘。听说攸县县委物色了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叫茅山，他要求我们去实地察看，以便省委转移。我们于古历八月下旬的一天，在攸县县委派来的向导引领下，向茅山行进。秋高气爽，金风飒飒，满山红的黄的树叶，风景实在好极了。四周出奇的宁静，偶尔有几声山鸟的鸣叫，听起来非常悦耳。深山的夜风，吹得人一阵阵发凉。我们满怀信心地前进着，在凌晨五点终于走到了茅山。

茅山，确实不假，眼前不见树林的影子，尽是深没人头的茅草，密密麻麻，无边无际。山沟里的茅草由于地势低潮，长得约有一丈多高，古人说“风吹草低见牛羊”，在茅山，风吹草低连人也见不着。在这样的地方隐蔽下来，只要内部不出叛徒，敌人是无论如何也找不着的。我们在草地的边缘休息，吃点生米，到早上八、九点钟的时候，扒开茅草，继续向腹地进发。甘同生、刘泉二人走在最后，扶起被踩倒的茅草，清除痕迹，防止敌人跟踪。大约走了两三里路，从茅草尖上隐约看到前面有座山。向导说，那个叫甘子山，山脚下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大家听着，更来劲了。

大山脚下有一条河，绕山咀而流，河面宽有十来丈，河面像镜子一样平静，河水青得发蓝。水温清凉清凉的，我们不敢生喝，水寒伤骨呀。河南岸是连绵的山，山顶上树木葱茏，山崖上的茅草，像草帘一样垂覆下来，把山崖全盖住了。如果在山脚搭个窝棚，这些茅草一盖，外面根本看不出来。这么理想的地方，真是天下无双了吧。

晚上，我们就在河北岸的茅草里宿营，在营房的边缘放了四个游动哨，以防野兽的袭击。第二天下午两点，太阳晒得河水稍微好点的时候，游过河去，在南岸的山崖下搭了几个窝棚。于是，要向导回去向攸县县委汇报，把谭主席从莲花接过来。九月初，谭余保主席从莲花秘密来到茅山，看了这里的地形和我们搭的窝棚十分高兴。他说，只要不出叛徒，住个三年五载不成问题。

调虎离山

保卫省委谭主席来到甘子山，由于有叛徒告密，敌人很快调动莲花、攸县两县的保安团和部分国民党军队，连叛徒周捷在内，包围甘子山，并向茅山进击。于是谭余保同志在特务队护卫下转移。为了防止意外，我要谭录、谭惠也到前面去保护谭主席，小云给了我两个手榴弹，我一看，还是苏联红军送给我们的武器，分量重、威力大。

我们正在行进中，“哒”一声响，前面一个尖兵应声倒下，我随即甩了一个手榴弹，把敌人的枪手炸死了，趁着烟雾弥漫之际，我拾起尖兵的枪向敌人射击。这时，特务队的火力已经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我要贺丁九领着谭主席等大队人马向西南边山脚隐蔽转移。根据当时周围的态势，除南边外，我们已三面被敌包围。若要是在小树林里，我们所有的人一定被消灭，好在这里是茅山，地方大，茅草深，敌人一般不敢贸然进入腹地，刚才是遭遇，敌人没有后续部队增援，打过了就完了。

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派几个人用调虎离山之计，把敌人引向十里茅山的北面，引向与谭主席转移相反的方向，用少量的牺牲来换取谭主席和大部队的安全。敌人不是说捉住谭余保，湖南、江西、广东三省就平安无事了吗？敌人不是宣扬活捉谭余保，赏银十万元，死尸也赏五千吗？所以，保卫谭主席就是保卫革命，就是保卫共产党。

这时，叛徒周捷露面了，他叫喊：“谭余保，只要你过来，我担保你生命安全！”“共产党没有希望了，你何苦受罪呢？”周捷还点了我的名，要我投过去当保安团长。

谭录、谭惠两个小青年想打死周捷，我反复向他们解释保卫谭主席的重要性。叛徒的脑袋暂时留着，以后会有机会处决他的，你去打他，不一定打得着，反而暴露了目标，敌人一窝蜂就围上来了，你自己也回不来，所以，革命不能逞一时之勇，还要有智谋，能分别轻重。经我一说，他们二人总算明白了，不一会，贺丁九返回来了，他说，谭主席要他去打叛徒周捷，我拦住了他，把刚才和小谭讲的道理再讲一遍，叛徒如此嚣张，正是找不着目标，巴不得你去打他。

小贺说，不打不行，我不去，谭主席会要我的脑袋，我说，你再去向谭主席说，就说是我说的，在这危急关头，千万不能暴露目标，只能用调虎离山之计，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开，然后谭主席才能转移。你向谭主席说，我傅云飞愿意去引诱敌人，他们说，我们也愿意，陈长也说：“我跟你去。”我说：“你们愿意去。很好，有四个够了。”我要陈长与贺丁九去向谭主席汇报，交代贺丁九集合地点和接头暗号。不一会，陈长回来了，说谭主席同意你的计划，还表扬了你。

趁敌人吃午饭时，我们四个人分两处同时开枪，向北突围，搅得茅草乱动，敌人急忙放下饭碗，大喊“冲呀，谭余保要跑呀。”这一喊，敌人像水鸭子一样全都朝北赶来，调虎离山之计初步实现了。我们四个人分开搅动茅草，好像有很多人在走动似的，敌人朝茅草动的地方打枪，我们有茅草掩护，又在暗处，根本打不着，而我们却可以朝他们射击，叛徒周捷看到我们打死了他们的人，突围往十里茅山北面去了，急得大叫：“谭余保你跑不了，弟兄们快追呀！”莲花、攸县的保安团头子眼看到手的赏金得不着，便训斥周捷：“拿不到谭余保，唯你是问。”这一来，周捷叛徒的气焰才没有那么猖狂。

九月的天气，刮着南风，茅草干燥，到了下午两点，叛徒周捷又施毒招，放火烧山。山火一起，无边无际的茅草渐渐成为一片火海。眼看大火将要把我们包围住，谭惠沉不住气了，说与其被火烧死，不如出去拼，我说不行，我们的计划已经实现，我们如果去拼，四个人一下就拼完了，敌人一看再也没有动静了，就会识破我们的计划，调转头再去围捕谭主席和大部队，岂不是因小失大吗？如果真的烧死了，为革命牺牲，也是值得的。

我们四个人躲在草丛中，企盼着敌人全力追来。大火呼呼地燃烧着，发出啪啪的爆炸的声音。正在十分危急的时候，忽然黑云翻滚，电闪雷鸣，顷刻之间，瓢泼般的大雨像倒了天河似地倾泻下来，很快把大火浇灭了。叛徒周捷长叹一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敌保安团头子气得要杀周捷，讹他个“谎报军情”的罪名，周捷急忙跪地求饶，苦苦哀告，才算保得他的狗命，夹着尾巴跟着主子们走了。

酒肉擒敌

我和谭惠赶到集合地点，陈长及谭录已经在那里了。谭录见了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我，谭主席时刻在挂念你。不一会，谭主席出来了，一见面，他握着我的手说：“好同志，你们辛苦了。那一把火，我真担心，现在回来就好了。”接着，研究如何去莲花找莲花县委。我说：“最好的办法是化装成保安队，这样比较不被注意，否则，敌人总会察觉的。”我们正在商讨时，有交通员前来报告，我们有一个姓王的联络点来了三个陌生人，要在点上过夜。我估计是敌人的埋伏，要陈长带三个人去看看。

到了联络点，陈长走过去机警地对他们说：“你们这几个共产党的探子，是想接谭余保的吧，给我抓起来。”有一个披着青褂子衣的人说：“不是不是，我们不是共产党的探子，我们是莲花保安团的，因为没有抓住谭余保，不知他往那条路上走，要我们埋伏在这里。”陈长问：“你们有多少人？”“这里三个人，上面有个纸棚六个人，再上去里把路有个大点的纸棚，有一排人。”“还有吗？”“没有了，他们都回去了。”“那好，你们在这里呆着吧。”“你们是······,”“我们是攸县保安团的。”“啊，原来是一路的。”

陈长回来后，把他的计划说了，利用王大哥给他们送饭的机会，明天中午做好菜，多送点酒，把他们灌醉，剥下他们的衣服，化装成莲花保安团的人，大大方方到莲花去，敌人肯定始料不及，比秘密转移更易于迷惑敌人。谭主席觉得这个办法好。

第二天上午11点，我们都作好了转移的准备工作，先把联络点的三个人和小纸棚的六个人抓起来了。12点，王大哥给大纸棚的敌人送去满桌的肉、鸡等好菜和三十斤米酒，这些家伙有酒有菜，吃得满嘴油光，排长有点醉意，乘着酒兴说：“老乡，再来一大壶酒。”王大哥又送去十斤米酒，结果吃得大醉如泥，都被我们抓了。一共抓了41个保安队员，我们把他们处决后，利用他们的服装、枪支等，我化装成排长，陈长、曾秋同是班长，其他的人都是战士，谭主席夹在人群中间，刘全、谭录在后，儿十双警惕的眼睛盯着我们路过时所遇到的一切，毫无阻拦地到了莲花县境。当晚，我们派联络员找到莲花县委，又重新开始战斗了。

开辟九陇山根据地

1936年古历9月中旬，久雨初晴之后，阳光特别温暖。特务队的同志们多在屋外晒太阳。谭余保也来了，吸着他能装一两干树叶的大竹根烟斗，一边吐着烟雾，一边发着感慨。那个时候，形势真是非常严峻。自中央红军长征之后，在敌人严厉的围攻下，湘赣边区所属湖南、江西两省的根据地，儿乎丧失殆尽。省委蛰居莲花丝瓜塘一隅之地，需要另外开辟据点。谭余保说：“听说井冈山北面有个九陇山，那里山大林深，地形复杂，群众基础也好，敌人占据井冈山后，也不敢轻易深入九陇山区。现在不知情况如何？可惜我们这里没有九陇山那里的人。”其实，陈长、彭连生和我，都是九陇山附近的人。当年我在地主家做长工时，时常在九陇山出进，那里的沟沟壑壑，我基本都熟悉。于是，谭余保就要我挑选几个人去开辟九陇山。

我挑选了陈长、彭连生、曾秋同和刘全四个人，领了三个月的伙食费，还带了1000块银洋作为救济资金，于九月十六日吃过早饭便出发了。走了三天，越过界化陇马路，于十九日黄昏时候来到花竹，进入九陇山。

红军烈士墓

九陇山，山西属湖南茶陵，山南属江西宁冈，东北属莲花，山形像个大斗笠，周边二三百里。山下有乡村集镇，越往里走，人口越少，一个山坳里有一户两户人家，大一点的也不过四五户，他们多住在半山腰，靠卖竹木材和竹木器具为生。花竹这个地方，我过去来过，山腰上住着一户彭姓贫民，老大彭光生和我很要好。我们走近他的屋，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我喊开门，说明来意，很受欢迎。老大摇着我的手臂说：“只要谭主席还活着，我们老百姓就有盼头了。”晚饭后，他们反映了当地敌我双方的许多情况，并建议我们要镇压安坑那个坏透了的保长，他经常带人讹诈老百姓的钱财，稍不如意，就说你通红军，今年有三四个人死在他手里。只要镇压了他，群众就起来了。

三天后，我们来到大水口彭天生家，他原是共青团员，是个篾匠，做竹器外卖。他反映小田圩和七里船两处有散兵活动。我告诉他，小田圩那股散兵，可能是今年五月在皮坳被打散的红五团的战士。我要他做我的联络员，把那股散兵引过来。随后我们又来到狗窝里。这个地方可说是九陇山的心脏地带了，山深林密，大山包套着小山包，犬牙交错，陌生人走进去，搞不清哪是来路，哪是出路。过去有人在这一带打过游击，群众觉悟相当高。这里住有四五户人家，有个谭明，过去和我很好。

他家用手工生产黄草纸，这几年兵荒马乱的，没有做草纸了，几个纸棚闲着，虽然破烂，只要稍加修葺，就可以住人办公，我们正好利用它。我们在这一带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把住在狗窝里周围十冲八坳的人家都走访了，当他们听说我们是谭主席派来的工作组，是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干革命的，无不欢欣鼓舞，积极拥护，要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真正成为鱼水关系了。

十一月初三清晨，大水口的彭天生来找我，红五团被打散的战士们推荐一个排长来接头，我要他把排长带过来。第二天，彭天生和那个排长来了。经过详细询问，确认了他们是原红五团的战士无疑。又过了两天，那个排长把全部60多个战士带进狗窝里。他们不成建制，衣服破了，人也瘦的不像样，20多条步枪，只有几十发子弹，真难为他们，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还是坚决不投降。自从他们来后，我拿出一些钱委托彭天生、谭明两人买了大米和布匹，解决了他们的衣食问题，又新盖了几个茅棚，作为安身之地，同志们非常高兴。

根据当地群众的要求，我们镇压了安坑那个欺压百姓的保长，凡是听到这个消息的人，无不拍手称快，赞扬工作组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们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又筹集了一大批款子，这一来，声势就造大了，老百姓的心向着共产党，向着红军。我们五个和那位排长共同商议，成立一个游击中队，下分五个小队，我和排长带一个小队住狗窝里，陈、彭、曾、刘各领一个小队分住花竹、大水口、龙狗洲和到坪，配合积极分子开展工作。预计在年底前回省委汇报工作时，再增添一批人马，向四周扩展，使九陇山中心地区成为我们立足的据点。

收服陈培珊

在九陇山站住脚后，我们侦察到七里船有一股土匪，约六十余人，那个头子曾经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营长，叫陈培珊。这个人比较正直，纠集一些农民出身、本质不坏的散兵游勇，在七里船安营扎寨。这些人不同于一般土匪，不抢老百姓的东西，专找地主大户和买卖商家，实在搞不到，就饿肚子。当土匪还饿肚子，这是亘古没有听说的事，可见这个人是可以义取的。

1937年春节来了，我们几个人商量，送点过年物资去，加以说服，把他们收过来不是没有希望的。大家都说这个机会好，于是从我们打土豪收集的物资中，拿出100斤大米、100斤猪肉，40斤腊肉，还有小干鱼仔、黄花菜、海带等，又拿了一腿我们腌制的老虎肉，于腊月二十九，由我带四个人，打扮成当地老百姓，挑着担子，送上门去。陈长不放心让我去，我说：“别人去，我还不放心。我自己去，可以随机应变，我是本地人，他们不会怀疑的。”

我们五个人走进他们的驻地，有个哨兵拦住，问我们干什么的，我说过年了，我们老百姓送点东西给你们过年。哨兵见我们挑的大米、猪肉，高兴的不得了，连忙喊：“营长，有人送东西来了。”陈培珊听到这消息，马上跑出来，一看，真的是老百姓送的过年物资，便把我们请进屋，说了好多感谢的话。我见他如此诚恳，便试着问：“你们过年了，准备了好多吃的？”“没有准备什么。”“那不到老百姓家里抢点来？”一脸菜色的陈营长说：“国民党平时抢老百姓的东西，过年了，我们又抢老百姓的东西，那太对不起老百姓了。”我看他还有点良心，便说：“陈营长，我们要走了。”他很礼貌地说：“对不起，今天没有好招待，你们是哪个村的？过了年，我到你们那里拜年。”说罢，叫副官拿出两支枪给我们，叮嘱下次国民党再来抢，你们就打他。

我想正好劝说，便推辞道：“营长，我们不要你的枪，我们想要你和红军合作打国民党。”他听我说红军，望了我一会儿，知道来者不是一般百姓，便叫他的士兵走开，然后单膝一跪，两手一揖说：“敢问你们是红军吗？”我连忙也一跪一揖，和拜把兄弟一样，把他扶起来说：“我们正是红军。”他高兴地说：“红军兄弟，我老早想去投降红军，就是没有人引荐。今天你们来了，真是再好也没有了。你们在哪里住，明天我就带队伍去投诚，你们收不收？”我说：“陈营长，你愿意参加红军，我们欢迎，但也不急在一天两天。过了年，请你和你的弟兄们讲明白，愿意当红军的就去，不愿意去的不勉强。”陈营长点头同意。我们约定正月初五再上门来。我们回到驻地，大家又讨论了一番，认为收服这支队伍的希望很大，便在山上加盖了好几个茅棚。陈营长有家属，我们给他另盖了一个。

到了约定日期，我和陈长商量好，部队在外面警戒，我一个人单刀赴会，如果陈某人没有诚意，我相信他也不至于杀我，等我出来，就消灭他们。如果有诚意，我和他在前面开路，你们就径直回来，不要露面。我走近前，陈营长带了十几个人在门外接我，进屋后，他们立正向我敬了一个军礼，陈营长说，我们全体官兵都愿意跟随红军打国民党，并把两本花名册送到我手上，一本是人的名字，一本是枪支弹药数，我大略看了一下，枪支和子弹都少得可怜。我说：“陈营长，欢迎你们参加革命。”

我们谈论了好久，陈营长又领我到他家，他的父母妻子都很客气，他父母对他说：“你要在红军大哥面前对天发誓，今后绝不三心二意。”陈营长真的跪在大门口说：“我陈培珊对天发誓，至死跟红军不变心。”我急忙扶起他，勉励他只要有决心，革命迟早会成功的。我问什么时候动身，他一个立正，“马上集合出发。”于是我和陈营长在前，全体官兵在后，开到了我们的驻地。陈长等人也已回来，站在棚子前面欢迎。这一来，我们的人多了，新老队员混合编成一个大队，三个中队，并划定活动区域，相互之间约二、三十里，一个五六十里范围内的革命据点形成，一支红色游击队也初具规模了。

傅云飞生平简介，傅云飞，原名傅云仔，茶陵县秩堂乡人，1928年参加红军，解放后曾在济南军区、武汉军区、湖南郴州地区任职。1958年调任湘钢纪委书记，在早期革命生涯中，傅云飞出生入死，对敌斗争英勇，灵活机智，参加过无数次战斗，经受了革命战争的长期考验。

（傅云飞口述 公常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