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彩礼，农村家庭难以承受之重

天价彩礼，农村家庭难以承受之重

文/王 勇

近年来，农村青年婚姻情况尤其是“农村大龄男青年择偶难”这一话题引发热议。究其根本，“天价彩礼”是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在一些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名目繁多的婚俗“礼节”，相互攀比、大操大办、高额彩礼、低俗婚闹等陈规陋习，让很多人深恶痛绝，有时却又无可奈何，不少家庭因此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从早些年的“见见面、六十六”，“拉拉手、九十九”，逐渐上涨至“千里挑一（1001元）”、“三家一起发（31800元）”，进而上涨至“万紫千红一片绿”（一万张5元钞票、一千张100元钞票和若干张50元钞票）、“一动不动”（一辆汽车、一套楼房）、“三斤三两”（三斤三两重的100元钞票）、“一二三四五”（一个院落、二层小楼、三斤重的100元人民币、四轮汽车、50岁以下双亲）等，彩礼钱动辄十几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巨额的婚姻成本、蔓延滋长的攀比之风，令适婚青年望而却步，也对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

“天价彩礼”，已成为农村家庭难以承受之重。许多家庭拿出几十年积蓄，甚至举债结婚，“因婚致贫”“随礼返贫”等现象在农村屡见不鲜，甚至蔓延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2016年9月，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赖作莲，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坦言：“在农村一些地区，特别是在一些相对贫困的地区，由于‘彩礼’严重超出居民所能承受和支付的经济范围，已成为较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不少村民脱贫奔小康路上的‘拦路虎’，不少农民因彩礼返贫。”

《礼记·昏礼》载：“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另据《仪礼》云：“昏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便是创于西周，后为历朝所沿袭的“婚姻六礼”传统习俗，也是“彩礼”习俗的来源。古人平均寿命比起现代要短得多，当时人们的成家年龄也都很小，男女性通常在18岁之前就会完成嫁娶事宜，从各自的原生家庭脱离出来，组成一个新家庭。由于新人年纪尚小，要想撑起家计，就必须得借助父母的力量，于是彩礼与嫁妆就出现了。古代订婚仪式上，男方家庭会以订婚男子的名义，送给女方一份由物品和金钱两部分构成的“彩礼”，其中钱为财（聘金），物为礼（聘礼）。女方收受彩礼后，也会另送男方一些物品，称作“回礼”。

彩礼原本是一项礼节性的民间风俗，这个风俗本身是一件好事，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这是为刚刚结为连理的新人，送去的最好礼物。作为一种传统习俗，彩礼自然有其在社会学与文化学上的重要价值，但时至今日，依然让彩礼主导现代婚姻生活的舞台，甚至让天价彩礼大行其道，恐怕有失古人本意。从以前的有多大能力办多大的事，到现在成为男女双方，能否最终走到一起的前提条件。现在的彩礼，被赋予了太多的物质含义，甚至成为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社会问题。

在我国传统社会以及当代农村社会中，彩礼曾经很普遍，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彩礼和与彩礼相关的订婚和婚约都受到了批判，但在民间仍然顽强存在。2020年1月，时代数据曾针对彩礼的话题向1563位网友做了调查，其中：男性占比28.87%、女性占比71.13%，有61.27%的受调者已婚、38.73%的受调者未婚。通过调查发现，我国31个省市的平均彩礼水平为8.81万元，江西、福建两省的彩礼金额最高，均达到25万元，其中有8个省市要求附加1套房、有3个省市要求附加1套房和1辆车。

天价彩礼是由城乡发展不平衡、性别比失衡、攀比心理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抬高了欠发达农村地区的结婚门槛，在加剧结婚难和生育难的问题的同时，也背离了爱情的初衷和婚姻的实质，使婚姻演变成物质交换，甚至为婚后的家庭生活埋下矛盾隐患。

传统礼节中的“纳征之礼”，寄托着吉祥喜庆的寓意，不应变成令人诟病的“天价彩礼”。奢侈攀比的“天价彩礼”不仅是婚姻领域的现实痛点，也是挑战公序良俗、影响乡村振兴的社会问题。作为石家庄市第十四、十五届人大代表，2017年4月，笔者在市十四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遏制农村‘天价彩礼’现象”的人大建议，也曾多次呼吁政府有关部门要主动介入，倡导移风易俗，刹住嫁娶大操大办、互相攀比、铺张浪费等不良风气。事实上，对于“天价彩礼”问题，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多次点名强调要加强治理。

2018年，针对当前一些地方天价彩礼、奢侈浪费办婚礼等问题，民政部要求全面推进婚俗改革，倡导简约适当的婚俗礼仪。2019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到“天价彩礼”，“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孝道式微、老无所养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此后，“天价彩礼”这一名词，多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中。

2020年5月，民政部印发了《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开展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的整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助力脱贫攻坚，推进社会风气好转；202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时强调，要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2022年7月，国家卫健委、全国妇联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推进婚俗改革和移风易俗，破除婚嫁大操大办、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倡导积极婚育观念；同年8月，农业农村部联合中组部、中宣部、民政部等8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决定于今明两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从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治理“天价彩礼”，到202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明确要求“加大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封建迷信等不良风气治理”，再到民政部先后公布2批共32家婚俗改革实验区，都释放出移风易俗、治理“天价彩礼”的明确信号。“天价彩礼”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破解“天价彩礼”也不能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更不能搞“一刀切”等简单粗暴的方式。天价彩礼的治理，需要多措并举、久久为功，既需要政府积极倡导，也需要公众共同努力。从思想观念的转变，到乡规民约的约束，都需要一个过程，只有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探索寻找破除陈规陋习的合理办法，善于利用基层自治的力量，易于被群众接受，才能取得良好治理成效。

作为新时代青年，应当自觉做文明新风的践行者和引领者。而事实上，婚姻的幸福程度并不取决于彩礼的多寡，与其将关注点放在彩礼上，不如更多将目光聚焦婚姻本身。也只有越来越多的人自觉摒弃“天价彩礼”，自觉抵制不良风气，不当助推者，“天价彩礼”才会逐渐失去滋长土壤和传播空间，才能让爱情回归本心，让彩礼回归本意，让婚姻回归本质。

2021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