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则双赢，分则两败：汉末三国时期的豪族到底强在哪？

汉末三国这个乱世，虽诞生了无数名将、谋士，但实际上，它却是诸多豪门世家的主要舞台。

纵观一场场战争、政变，其实都离不开地方豪族的身影。魏蜀吴三国之兴衰，也与这些存在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是“合则双赢，分则两败”。

那么，这一时期的豪族到底有多强大？他们能够影响时局的底气，又表现在哪些地方呢？

一、政治上，垄断选官大权

东汉豪族世家的崛起，源于两汉时期的选官制度。它主要以察举制为主，即指地方长官有权力对应举者进行评定，而后将符合“要求”的送到中央，待审批通过后，应举者便会被授予“官身”。在东汉，“孝廉”是主要的选拔方式，此外还有“明经”科，但它却是为经学大家准备的，不适合一般人。

反观“孝廉”，只看中应举者的名气，尤其是孝名。可问题的关键是，评判一个人是否孝顺，取决于地方长官的主观意愿。而且，若应举者在接受评定之前，便享有不错的名声，地方长官便有更好的理由让他入选。换言之，“举孝廉”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举孝廉是汉朝的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孝廉是察举制的主要科目之一

古人是非常讲究地域情怀的。按照汉代“三互法”原则，地方长官往往是外州人士担任。因此，其在任期间，会优先提拔自己的老乡。如汉末群雄之一的颍川人韩馥，在当上冀州牧后，便提拔了很多颍川士族。

除此之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地方长官也会提拔当地的豪族子弟。正因如此，出身清白且家境优越的后辈子弟，才会更容易入仕。如袁绍、孔融、曹操等人，皆是举孝廉出身。就连刘备，在担任徐州牧、豫州牧期间，也曾“投桃报李”，将袁绍之子袁谭、陈纪之子陈群征召为官。

到了东汉中后期，一些家族便学会了“钻漏洞”。假若冀州人在兖州做官，兖州人又在冀州为地方官，那么，冀州士族与兖州士族大概率会达成合作。冀州人提拔兖州士族，而兖州人则提拔冀州士族。为了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这些大族往往会横跨州郡之间进行联姻。

如果将这些地方豪族看成一个又一个结点，那他们背后，便是一张超级庞大的豪族网。身在家族网中的豪族，彼此扶持，互相提拔，确保自身地位不被动摇，从而逐渐垄断了选官权利。

及至东汉后期，地方上的选官权，早已被这些地方豪强垄断。他们世代为官，积累了无数的人脉与政治资源。后辈子弟想要入仕，便需要通过他们的门路。哪怕如诸葛亮，在年轻时也要对当地名士庞德公恭敬有加。

二、经济上，掌握大量土地

政治资源，是东汉豪族崛起的关键因素。在掌握权利以后，他们便能利用职权之便，为家族谋取私利。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私有土地的流失。

随着地方豪族的逐渐壮大，无数自耕农的土地被兼并。因为他们在地方上一手遮天，拥有极为强大的人脉，所以一般百姓在被侵吞了土地后，只能忍气吞声。这便壮大了士族的经济底蕴。

在汉末乱世，几乎每个军阀，都要与当地豪族合作。除了人脉外，他们拥有的丰厚物资，也同样是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因素。如兖州之战期间，吕布前期能和曹操打得有来有回，便得益于陈宫、张邈为首的地方豪族，为其提供充足的粮草和其他军备。

随着乱世到来，社会结构开始解体，国家不存。对地方豪族而言，他们过去积累的政治资源，已起不到太大作用；但他们多年积累下来的经济基础，仍能让他们在乱世之中有底气“指点江山”。

三、军事上，形成人身依附

或许有人会问：地方豪族既然有这么多粮食，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军阀，为何不去抢呢？

以董卓、吕布为代表的边地武将，的确是怎么做的。但这种行为，只会让地方豪族团结起来，共同抵制他们。此外，这些地方豪族未必会任人宰割。早在很久之前，他们便凭借自身在政治与经济上的优势，培养出了家族私兵。

这些私兵，以宗族为纽带，吸纳了不少外来户与流民。讽刺的是，这些流民之所以远离故土，正是因为他们的土地被当地豪族强占。无奈之下，这些人只好背井离乡，为了在乱世中生存下去，他们又不得不依附地方豪族。

如此一来，这种颇为严密的人身依附关系，便成了地方豪族用以培养家族私兵的主要力量。凭借这些人，他们也能组织起一支不可小觑的军队，进而参与到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中去。

参考资料：

《三国志》《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