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知青岁月：难忘我在晁峪公社乡下山村插队生活的日子

讲述人/仝益民

记录整理/温暖的时光

我叫仝益民，西安市人，1968年在西安交大附属中学高六七届毕业生，响应党中央号召，于1968年11月5日赴原宝鸡县晁峪公社南岔二队插队，是当年第一批下农村插队落户的一名女知青。

那天上午，我们跟着行李车奔向南岔。途经段家磨休息时，走进路旁那昏暗的小铺，一个小老板戴着瓜皮小帽，穿着旧式长衫，两只眼睛闪着一丝狐疑胆怯的目光，给人感觉好像来到了旧社会。

我心里不禁咯噔一下，啊，我们要去插队落户的地方可能也会很落后吧？

我和大家边走边聊，那时刚下了第一场积雪，路有点滑，大家走得有点儿慢，当走到通往峡里的九道弯时，有人说，怎么还没有到啊？

大家正在疑惑时，忽然从远处的山坡上传来了“小瑜”的呼喊声，原来，是队长夫人刘桂荣来接我们了。

走近时，她热情地抢过一同来男知青蒋本瑜的背包，一双细辫子在身后左右摆动。

队长夫人三十多岁，个子不高，非常精干。我在诧异她怎么知道我们一同来的女知青蒋本瑜的小名叫“小瑜”的，心里挺感动的，后来，才晓得她是个十分精明的人。

蒋本瑜是我们的小妹妹，当时只有十六七岁。我们一步一跳地踩着一块块石头过河，河水清澈见底，流淌不息，我们慢慢往住所——大队部走去。

大队部里人来人往很热闹。几位小脚老太太正在给我们擀面，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妇人边擀边和我聊，问我会不会擀面，出来时间长了会不会想家，还说如果大雪封山了你们很难出去等等。

我在家时凑合能擀面、切面。我切了一会儿，那老妇人说：“到底是女人呀！”

我笑了笑说：“擀得不好。”还记得她说：毛主席是让你们来锻炼的，你们不会在这里住的很久。我当时想：这些老太太挺有见地的，谁知道以后怎样呢？但愿如此吧。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自己做饭。起先不会分辨干柴和湿柴，总是点不着火，水老烧不开。驻队干部鲜东卫热心地教给我们，他说：“人心要实，火心要空，慢慢就会了。”

起先，我们用刨花或者报纸点火，后来就用干蒿子，很快就学会了生火和使用风箱。

当时，我们小队8个知青，大多不会做饭。有一天，我们烙饼，开始总烙不好，许木云会，他说烙饼要慢火两边烙，用手抠抠，敲敲两面，只有硬了才是熟了，还一边说一边做着示范。

炒青菜也是他教会我们的，要先炒帮子，再放叶子。后来，大家商量每天留一个人做饭，第二天做饭的人管提水烧锅。泉水离灶房很近，用水很方便，我们只用两只小桶，很轻松就能将水提回来。

我们中的一个知青裘锡渊一点儿也不会做饭，更不会和面、擀面、蒸馒头。他一个劲儿地要求天天提水烧锅，不做饭。小瑜说：“不行，每个人都要学会做饭！”大家也说你试试吧，他只好学习做饭。

开始和面很慢，看起来动作笨拙，左一下右一下，把面揉不到一起，我们还是慢慢教，他终于学会了和面和擀面。

他是家中的独子，在家什么家务都不做呢，下乡几年使每个人改变了许多。

我们喂过两头肥猪，每天下工后我们扯些猪草，切碎，加上麸子等用热面汤烫好喂给猪吃，有时还在后锅里稍微煮一下。

第一头猪，我们喂的草少，麸子多，长得不大但滚圆，杀了以后有四指膘呢。春节回家每个人还带了一点儿，那时肥肉很稀罕，记得母亲说：“啊，不错，肉很嫩！用粮食喂的猪就是不一样。”我心里很高兴，这是我们自己喂的猪呀。

春天来了，我们借老乡的一只老母鸡孵了一窝小鸡，有十来只，毛茸茸的、淡黄色，走路摇摇摆摆，可爱极了。

有一天早上，我们发现几只小鸡半夜在堂屋里被黄鼠狼吃掉了，我们竟然没有听见声音，觉得好可惜，好在还剩了四五只。

我们常年喂着几只母鸡，鸡蛋没断过，经常和野韭菜炒来吃，有时做韭菜盒子，就是韭菜有点儿野生辣味，但大家已经挺满足了。

我们将粗细粮搭配吃。早上喝苞谷糁，中午面条，难得有米饭。经常蒸馒头（多数是苞谷面或者是白面和苞谷面混杂一起），有时也打搅团，还学做“锅耳巴子”，一面黄，挺香呢。

我们队苞谷面占百分之七十，吃了容易长胖，女生个个挺“发福”。平时肉少，男生总觉得吃不饱，一到公社办事，就到老何的小饭馆“打牙祭”，回来就眉飞色舞地给我们描绘什么菜多么香，多么好吃，引得馋虫在我们肚子里直蹿。

有一次，几个月没有一点儿油了，我们就把火烧大，干炒鸡蛋。不久，队里搞了一些菜籽油，我们就炸油饼吃，真解馋。还有一次，队上杀了猪，我们蒸了馒头，做了一大盆肉。一队的男生来了，他们大概很久没油水了，不但把肉吃光了，猪油汤也蘸着馒头吃了不少，据说半夜都起来拉肚子，成为笑谈。

在插队的3年里，我除了在大队医疗站学着扎了几天针外，主要是在峡里的大队小学教书。

当时，公办教师一般受不了山里的苦，不愿意进山，我们刚下乡时，大队的孩子们已经很久没有上课了。

1968年12月，大队要在我们知青里找一位民办教师，周队长挨个问，可谁也不愿意干。我想原因大概是“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深受伤害。此外，哄小孩子也有些麻烦。

大概周队长看我戴着一副眼镜，年龄比他们大一点儿，可能合适吧，他撵前撵后地动员我，让我当老师。

记得我坐在阁楼上剥苞谷棒棒，他也赶到跟前说个没完，搞得我不好意思，最后只好同意试试。这一试，就开始了我的教书生涯。

刚开始，上课就在峡里那座破庙里。老乡们说以前庙里香火旺着呢，不知道拜的哪尊神，“文革”后成了乡村小学校（1994年我们回去时又成了庙，修得还不错)。庙很高，中间有几根很粗的红柱子，墙上依稀可见斑驳的佛像。

这里冬天比较冷，小孩子们有的提着小炭炉来上课，小手冻得通红。三个小队一共只有十几个娃娃，大小参差不齐，只好采取“几部制”上课。

一年级写字的时候，三年级上课，四、五年级就布置写作文或者干其他事情，一节课以后再调换。

好在那时课本内容少，公社要求不严，批改作业和备课都比较简单。孩子们水平不一，一队的红娃、秀娃，二队的小玲、新爱等少数几个孩子教起来比较省事，一说就会。

有的一年级学生不会削铅笔，也不会用笔，写一、二、三都要教很久。我只好一个个给他们削铅笔，握住他们的手慢慢教，磨性子。

孩子们都喜欢唱歌，一起学唱时，个个高兴得手舞手舞足蹈，眼睛里透出对幸福生活的渴望，特别天真、纯朴、可爱。

记得他们最爱唱的是我们小时候也都喜欢唱的歌：“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唱三唱。花儿醒来了，鸟儿忙梳妆……”

有时大家一起上活动课，那是孩子们最兴奋的时刻。我们一起玩丢手绢、跳绳或者下河捉螃蟹，夏天晁峪河的水还是渗凉，河水清凌凌的，看得见河底的石头。他们玩得尽兴时，叫几次都不想回教室……

后来，孩子们多了起来，公社派公办教师韩林志和我一起教学。学校比较正规了，搬到给我们盖的新房里分年级上课，孩子们的学习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

几十年过去了，我教了不少学生，当时那些南岔孩子们可爱的面庞，至今都活灵活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1971年9月的一天，大招工前夕，公社文教干事老王给大队打电话，通知我去公社填表，说要招公办教师。何平嘉消息灵通，对我说：几乎所有知青都要招到宝鸡当工人了，听说你可能会留在公社中学教书，你愿不愿意留下，要考虑好啊。

我说还是留下教书吧，他惊讶地高声说：“你革命啊！”那时，我的想法比较简单，自己身体不大好，不能胜任工厂的三班倒，不太适合当工人。

于是，在晁峪我又当了3年多老师，最后才离开我们曾经插队、生活、劳动过的、山清水秀的晁峪公社。

南岔的一切使人难忘，落后而纯朴的山民，艰苦的劳动、生活的磨炼，同学之间的深厚情谊，让我刻骨铭心，永远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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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知青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