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本政：给日本捐款74万送40架战机，曾获天皇接见，最终被清算

张本政：给日本捐款74万送40架战机，曾获天皇接见，最终被清算

张本政，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令人不齿的名字，曾让无数国人愤慨。1942年的一个夏日，《泰东日报》刊登了一篇颂扬日军的文章，作者便是这位＂大连八大华商＂之首。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中国商人不仅为侵略者摇旗呐喊，更是倾其所有，为日军购置40架战机，捐献74万元军费。他的＂忠诚＂换来了日本天皇的亲自接见，获得了＂五等勋位瑞宝章＂的殊荣。然而，富可敌国、权倾一方的张本政，为何会沦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他那传奇般的发家史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一、少年失怙：从渔民之子到半文盲

1875年，张本政出生在山东烟台的一个贫苦渔民家庭。他的父亲张有义在当地是一名普通的渔夫，每天天不亮就要出海打渔，日落才能返回，勉强维持一家六口的生计。

张本政七岁那年，在母亲的坚持下，进入了当地的私塾读书。张家虽然贫困，但对孩子的教育却格外重视。在私塾里，张本政开始接触《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物。当时的私塾先生姓王，是一位在科举考试中落第的秀才。这位王先生除了教授基本的识字写字外，还经常给学生们讲述历史故事。

然而，命运总是捉弄人。1886年的一个冬日，十一岁的张本政正在私塾读书，突然传来一个噩耗：父亲张有义出海打渔时遇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当地的渔民们组织了多次搜救，最终却只找到了打翻的渔船。这场变故，彻底改变了张本政一家的命运。

失去了家中的顶梁柱，张本政不得不辍学帮补家用。他的母亲带着四个孩子，靠着给人浆洗衣服、缝补针线勉强度日。十二岁的张本政先是在烟台一家杂货铺当学徒，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打扫店面、进货、招呼客人。一年后，因为这家杂货铺经营不善倒闭，他又辗转到了烟台码头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当店小二。

在饭馆工作期间，张本政经常能看到来往的商船。这些商船大多是日本和俄国的，他们往来于烟台、大连等港口之间。饭馆里常常有水手、商人出入，从他们的交谈中，张本政逐渐了解到了外面的世界。那时的烟台已经成为重要的通商口岸，各国商人云集于此。

1890年，十五岁的张本政决定自己创业。他用攒下的一点积蓄，在码头附近开了一个小摊位，专门卖一些海货干货。然而，由于缺乏经验和人脉，加上当时烟台码头已有不少类似的商贩，他的生意并不好做。短短半年，不仅赔光了积蓄，还欠下了一笔债务。

这次失败的经历，让张本政意识到，在清末的中国，仅凭一己之力想要出人头地是何其困难。他不得不重新回到打工的生活。这一次，他来到了烟台一家日本人开设的＂胜利屋＂酒店当跑堂。这家酒店的位置就在烟台的租界区，经常有各国商人出入。正是在这里，张本政的人生轨迹开始发生巨大的转折。

二、从洋买办到大亨：靠日本人发家致富

在＂胜利屋＂酒店工作的经历，为张本政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1893年，十八岁的张本政通过酒店老板的介绍，进入了当时日本在烟台设立的＂三菱商行＂当买办。这个职位虽然在日本人眼中只是一个中间人的角色，但对张本政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在＂三菱商行＂，张本政主要负责与当地的中国商人联络、采购货物。由于他在码头小贩时期积累的经验，对当地的海产品行情十分熟悉，很快就在工作中崭露头角。特别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三菱商行＂在战时物资采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张本政因此获得了更多的机会。

1895年，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日本获得了在中国开设工厂的权利。＂三菱商行＂开始在大连扩张业务。张本政因为表现出色，被调往大连分行。在大连，他开始接触到更大规模的贸易活动。从棉花、大豆到煤炭、木材，张本政逐渐掌握了各类商品的贸易门路。

1905年日俄战争后，大连成为日本在东北的重要据点。三十岁的张本政已经在＂三菱商行＂积累了丰厚的人脉和资金。这一年，他离开了工作了十二年的＂三菱商行＂，开始自主创业。他先是在大连开设了＂裕大昌＂贸易公司，专门经营大豆、豆饼的出口贸易。

创业初期，张本政充分利用了在＂三菱商行＂积累的人脉。他与日本关东州民政署建立了密切联系，获得了多项特许经营权。1907年，他又开设了＂裕升号＂码头仓储，垄断了大连港的部分装卸业务。短短几年间，张本政的生意就遍及东北三省。

1910年，张本政的事业版图进一步扩大。他投资创办了＂大连运输株式会社＂，这是当时东北地区最大的运输公司之一。该公司不仅垄断了大连港到奉天（今沈阳）之间的货物运输，还在各大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

1915年，借助日本在＂二十一条＂交涉中获得的特权，张本政又涉足了工业领域。他先后投资建立了面粉厂、油厂、造船厂等企业。其中，＂大连造船所＂成为了关东州最大的造船企业，专门为日本海军修理军舰。

到了1920年代，张本政已经成为大连首屈一指的华商。他的产业遍及贸易、运输、工业、金融等多个领域。据统计，仅＂裕大昌＂公司每年的贸易额就高达数百万日元。他还在大连市中心修建了一座豪华的西式洋楼，经常在此宴请日本高官和商界要人。

然而，张本政的发迹之路始终离不开日本势力的支持。他不仅在生意上完全依附于日本资本，在政治上更是充当了日本殖民统治的工具。每当日本在东北推行新政策时，张本政总是第一个响应的华商。这种依附性的发展模式，最终将他推向了民族利益的对立面。

三、走向背叛：为日军捐献战机与军费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本政在大连的特殊地位使他成为了日本侵略者与中国东北之间的重要纽带。这一年冬天，关东军司令部特别召见了张本政，要求他协助日军在东北的＂治安维持＂工作。面对这个要求，张本政不仅欣然接受，还主动提出要为日军提供经济支持。

1932年2月，随着伪满洲国的建立，张本政的态度更加明确。他率先在《大连新报》上发表声明，公开支持＂满洲国＂的建立。同年3月，他召集大连华商代表，成立了＂大连华商联合会＂，并担任会长。这个组织实际上成为了日本控制大连华商的工具。

1933年，张本政的＂献媚＂行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得知日军＂对付＂抗日武装需要加强空中力量后，他以个人名义向日本陆军航空部队捐赠了20架战斗机。这批战机的采购金额高达40万日元，全部由张本政支付。这些战机后来被用于轰炸东北的抗日根据地，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

1935年春，张本政又一次展现了他的＂慷慨＂。在日军发动＂华北事变＂时，他再次捐献了20架战斗机和34万日元的军费。这笔捐款的数额之大，即使在当时的日本国内也引起了轰动。日本国内多家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称赞张本政是＂东亚和平的推动者＂。

1936年7月，张本政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邀请。日本天皇裕仁决定接见这位＂忠诚的华商＂。在东京皇宫的接见仪式上，张本政获得了日本政府颁发的＂五等勋位瑞宝章＂。这是日本政府授予外国人的最高荣誉之一。在接见结束后的宴会上，张本政又宣布追加捐献20架战斗机和40万日元军费。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张本政的叛国行为更加肆无忌惮。他不仅继续为日军提供军需物资，还在大连组织＂反共产党讲演会＂，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运动。同年10月，他在《泰东日报》上发表文章，宣称＂日本军队是来解放中国的＂，完全站在了侵略者的立场上。

1939年，张本政将其在大连的全部产业改组为＂裕大昌财阀＂，这个财阀完全服务于日本的战争机器。他的造船厂专门为日本海军修理军舰，运输公司则承担着运送军需物资的任务。据不完全统计，仅1939年一年，张本政为日军提供的各类物资和资金就超过了100万日元。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张本政再次向日军表达了他的＂忠诚＂。他将自己在大连的两座大型仓库无偿提供给日军使用，作为军需物资的存储场所。同时，他还动员大连的华商为日本政府购买军需国债，称这是＂为大东亚共荣圈尽一份力＂。这些行为使他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汉奸之一。

四、败退仓皇：逃离大连奔向东京

1945年8月，随着苏联红军对日宣战，大连的局势急转直下。8月9日，苏联红军开始对大连发起进攻。张本政的＂裕大昌财阀＂顿时陷入混乱。他的工厂、仓库、码头设施成为了苏军的首要打击目标。多年来积累的财富在战火中损失惨重。

8月11日，日本关东军开始从大连撤退。张本政此时已经无法在大连立足。他将所能携带的贵重物品装上了最后一艘驶往日本的商船＂明治丸＂。这艘商船原本是他的造船厂修理过的，船长与他相识已久。临行前，他将位于大连中山区的豪宅交给了多年的管家看管，声称＂很快就会回来＂。

8月15日，当张本政抵达日本长崎港时，收到了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消息。这位曾经的＂大连八大华商＂之首，在踏上日本国土的那一刻就成了一个丧家之犬。他带着剩余的财物，辗转到了东京，暂时寄居在曾经的生意伙伴、三菱商社常务理事山本健一的私宅中。

1945年10月，中国政府开始对战争罪犯进行清算。张本政的名字赫然出现在通缉名单上。他的罪名包括：资助日军侵华、为侵略者提供军需物资、组织反共宣传、出卖民族利益等。中国政府同时冻结了他在中国境内的所有资产，包括大连的工厂、码头、仓库等产业。

1946年初，张本政试图通过日本外务省与中国政府交涉，希望能够保住在大连的部分资产。但这个请求被断然拒绝。他的＂裕大昌财阀＂已经被中国政府认定为＂汉奸资产＂，全部收归国有。那些曾经为他效力的华商和员工，纷纷站出来揭发他的罪行。

1947年，张本政在东京的生活越发困窘。战后日本经济崩溃，通货膨胀严重，他带到日本的财物很快就所剩无几。曾经的富商不得不搬到东京郊区的一间简陋公寓居住。他试图重操旧业，在东京开设贸易公司，但没有人愿意与这个中国通缉犯做生意。

1948年夏天，张本政的处境更加艰难。美国占领当局开始调查战时与日本军方有密切合作的商人，他成为了调查对象之一。为了避免被美军逮捕，他不得不再次逃亡，这次躲到了日本北海道的一个小渔村。在那里，这位昔日的大亨不得不靠打零工维持生计。

1949年底，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日本时，张本政已经完全没有了东山再起的希望。他的那些日本＂朋友＂们也都避而不见。即使是曾经的恩主山本健一，也以＂形势所迫＂为由，拒绝了他请求经济援助的信件。昔日的显赫地位、豪华宅邸、荣耀勋章，此时都已成为泡影。

这位曾经在大连呼风唤雨的＂华商巨头＂，最终在东京的贫民窟中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时光。他的结局成为了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具讽刺意味的一幕：一个背叛祖国的商人，最终连栖身之所都失去了。

五、凄凉落幕：东京贫民窟中的最后时光

1950年的东京，战后重建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东京都江东区的一处贫民窟里，昔日的大连商界巨头张本政蜗居在一间不足十平米的破旧木屋中。这间木屋是他用仅存的积蓄租来的，每到下雨天，屋顶总会漏水。曾经在大连拥有豪华洋房的他，此时连一张像样的床都买不起，只能睡在铺着报纸的地板上。

1951年春，张本政开始在附近的鱼市场当搬运工，每天凌晨三点就要起床工作。这份工作的报酬微薄，勉强够支付房租和一日两餐的开销。在市场工作期间，他刻意避免与人交谈，生怕被人认出身份。那些在鱼市场工作的日本人都不知道，这个衣着褴褛的老人曾经是叱咤东北商界的风云人物。

1952年，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断绝外交关系后，张本政的处境更加艰难。他曾经试图通过书信联系在日本各地的旧识，但大多石沉大海。少数回信的人也只是委婉地表示爱莫能助。这一年冬天，他因为交不起房租，被房东赶出了木屋，不得不在街头流浪了一个多月。

1953年初，一位在鱼市场认识的日本老人可怜他，让他搬进了自己位于贫民窟更偏僻地段的一间杂物间。这间杂物间原本是用来堆放废品的，通风条件极差，夏天闷热难耐，冬天寒风刺骨。但对于无家可归的张本政来说，这已经是莫大的恩惠。

1954年夏天，张本政的身体状况开始急剧恶化。常年的营养不良和恶劣的居住环境让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没有钱看医生的他，只能靠喝热水和吃廉价的止咳药来缓解症状。这时的他已经瘦得皮包骨头，走路都需要扶着墙。

1955年，他的病情进一步加重。由于无法继续在鱼市场工作，只能靠捡破烂维持生计。每天天不亮，他就推着一辆破旧的手推车在街上游荡，翻捡可以卖钱的废品。曾经随手就能捐献几十架战斗机的他，此时连一顿像样的饭都吃不起。

1956年深秋的一个雨夜，张本政倒在了回杂物间的路上。发现他的是附近的一个清洁工。当救护车到达时，这位曾经的＂大连首富＂已经奄奄一息。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他始终紧紧攥着怀中的一个破旧皮夹，里面装着一张他在大连时期的全家福照片。

1956年11月15日，张本政在东京一家公立医院的慈善病房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生前住院的费用是由医院慈善基金支付的。当局在他的杂物间里只找到了几件破旧衣物和一些泛黄的老照片。那些照片记录了他在大连显赫时期的场景：他在豪宅前与日本高官的合影，他获得勋章时的留影，他的工厂和码头的全景照。

按照日本当地的规定，无人认领的遗体会被火化后埋在公共墓地。张本政的骨灰被装在一个简陋的纸盒里，和其他无名氏的骨灰一起，埋在了东京郊外一处寂静的公墓角落。他的墓碑上只刻着一个编号，连名字都没有。就这样，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的汉奸商人，在异国他乡默默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