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与万历：大明会典纂修背后的权力与变革

大明会典：明代典章制度的集大成之作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各个朝代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典章制度，这些制度不仅是当时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更是后世研究历史的珍贵资料。而在明代，有一部著作堪称是明代典章制度的集大成者，它就是《大明会典》。这部由官方主持修订的政书法典，详细记载了明代各级行政机构的设置、职掌、典章格律以及事例等内容，是研究明代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大明会典》的编纂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了多个阶段，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其编纂历程最早可以追溯到明初，明太祖朱元璋以《唐六典》为蓝本，编定了《诸司职掌》，初步确立了行政方面的立法。此后，明英宗曾试图找大臣纂修条格以续典制，但未能成书。直到明孝宗弘治十年（1497 年）三月，会典才正式开始编修。孝宗命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充任总裁官，前后调动数十人，历时五年，终于在弘治十五年（1502 年）成书，共 180 卷，赐书名为《大明会典》。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部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编纂而成的典籍，在孝宗去世前却未能刊行，一直深藏宫廷大内。

正德四年（1509 年），明武宗朱厚照命大学士李东阳等对弘治《大明会典》进行重校，并基本确立了全书的体例，史称《正德会典》，于正德六年由司礼监刻印颁行。到了嘉靖年间，世宗又两次下令对《正德会典》进行续修，增补了弘治十六年以后的事例，增幅多达 53 卷，世称《嘉靖续纂会典》，但依旧未能刊行。

直到万历四年（1576 年），明神宗朱翊钧任命帝师兼首辅大学士张居正为总裁，再次重修《大明会典》。此次重修，张居正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制定了详细的纂修计划，抽调了谙熟本朝典制、擅长史事之人参与编纂，并加强了对纂修官的管理与考核。经过长大 11 年的努力，终于在万历十三年（1585 年）书成，万历十五年（1587 年）正式刊行天下，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万历重修会典》，共计 228 卷，增补了嘉靖二十八年（1549 年）至万历十三年（1585 年）间各部院寺监衙署事例 。

张居正：改革浪潮中的会典推动者

（一）改革背景与动机

明朝中期，可谓是内忧外患，社会危机如乌云般笼罩着整个王朝。在政治上，宦官专权现象极为严重，他们仗着皇帝的宠信，肆意干涉朝政，操纵官员任免，从王振到刘瑾，再到后来的魏忠贤，一个个权倾朝野，将朝廷搅得乌烟瘴气。与此同时，内阁大臣之间也是争权夺利，党争不断，东林党、浙党、楚党、齐党等政治派系相互倾轧，使得朝廷陷入了无休止的内耗之中，行政效率极其低下 。皇帝呢，有的沉迷于享乐，如明武宗朱厚照，建豹房，整日嬉戏玩乐；有的则怠于政事，皇权逐渐旁落，中央政府的权威和控制力大大削弱。

在经济方面，土地兼并现象愈演愈烈，皇室、勋贵、宦官、地主豪强等凭借手中的权力，疯狂兼并土地，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或佃户。而政府为了维持庞大的开支，不断加重赋税徭役，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苦不堪言。这不仅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导致经济凋敝，民生困苦，还使得社会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加，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从正德年间的刘六刘七起义，到嘉靖年间的矿工起义，再到天启、崇祯年间的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农民起义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严重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基础。

在军事上，北方的蒙古势力不断南下侵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东南沿海则饱受倭寇的袭扰，沿海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明朝政府在应对这些边患时，往往是疲于奔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却难以彻底解决问题。

面对如此严峻的统治危机，明朝的有识之士纷纷开始寻求变革之路。在嘉靖晚年，改革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到了万历初年，张居正挺身而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综合改革，其中 “一条鞭法” 更是在全国全面推广，将改革推向了高潮。张居正改革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挽救明中叶以后积弱积贫的统治危机，通过清丈土地、整顿财政、推行一条鞭法、整顿边防、整顿吏治、整顿学校等一系列措施，来实现明朝的中兴。

而张居正之所以奏请重修《大明会典》，也有着深刻的考量。他深知，自己推行的这些新政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要想长久地维持下去，就必须将这些改革成果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防止新政 “人亡政息”。《大明会典》作为一部记载明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典籍，如果能够将改革理念融入其中，那么新政就有了制度的保障，即便自己日后不在位，这些改革措施也能够继续得以推行。

（二）主导会典纂修

万历四年（1576 年），张居正正式担任《大明会典》纂修总裁，自此，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之中。他深知，要想编纂出一部高质量的会典，就必须要有一个详细而周密的计划。于是，他首先对整个纂修工作进行了通盘考虑，制定了一套严谨的编纂计划。从资料的收集、整理，到内容的编排、撰写，再到最后的审核、校对，每一个环节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明确了各阶段的任务和时间节点，确保纂修工作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

在人员的挑选上，张居正也是煞费苦心。他深知，纂修《大明会典》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需要一批谙熟本朝典制、擅长史事的人才。于是，他广纳贤才，从翰林院、国子监等机构中抽调了一批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官员参与编纂。这些官员不仅有着扎实的学术功底，对明朝的历史和典章制度也有着深入的了解，他们的加入，为纂修工作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

为了保证纂修工作的顺利进行，张居正还进一步完善了纂修制度。他加强了对纂修官的管理与考核，制定了严格的工作纪律和奖惩措施。要求纂修官们必须严格按照编纂计划和要求进行工作，不得敷衍塞责、拖延时间。对于那些工作认真负责、表现出色的纂修官，给予表彰和奖励；而对于那些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力的纂修官，则进行严厉的惩罚。在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方面，张居正也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制度，确保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他要求纂修官们广泛收集各种文献资料，包括官方档案、史书、文集等，并对这些资料进行仔细的甄别和筛选，去伪存真，为编纂工作提供了丰富而准确的素材。

（三）改革理念的融入

在纂修《大明会典》的过程中，张居正巧妙地将自己的改革理念融入其中，使这部会典成为了改革成果的制度载体。其中，考成法和一条鞭法是张居正改革的两大核心举措，在《大明会典》中也有着充分的体现。

考成法，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官员考核制度。张居正通过考成法，明确了各级官员的职责和任务，规定了工作的完成期限和质量标准，并建立了严格的考核和奖惩机制。在《大明会典》中，考成法被融入到了各个部门的职掌和事例之中，使得官员们的考核有了明确的制度依据。例如，在吏部的职掌中，详细规定了对官员的考核标准和程序，要求吏部必须严格按照考成法的规定对官员进行考核，对于那些不能按时完成任务、工作不力的官员，要进行降职、撤职等处罚。这样一来，考成法就通过《大明会典》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推广，使得官员们不得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提高了行政效率。

一条鞭法，是张居正改革在经济方面的重要举措。其主要内容是将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合并为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这一举措简化了赋役征收的项目和程序，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大明会典》中，一条鞭法被详细地记载在了户部的职掌和事例之中，成为了国家的正式制度。例如，在户部关于田赋和徭役的规定中，明确阐述了一条鞭法的实施细则，包括如何计算田赋、如何征收银两、如何分配徭役等内容。这使得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更加规范和统一的执行，保障了改革的顺利进行。

万历：皇权之下的会典角色

（一）初期的支持

万历皇帝朱翊钧即位时，年仅十岁，还是个懵懂的孩童，无法亲自处理朝政。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肩负起了辅政的重任。张居正凭借着自己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坚定的改革决心，开始推行一系列旨在挽救明朝统治危机的改革措施。而年幼的万历皇帝，在当时对张居正可谓是言听计从，全力支持他的改革举措，其中就包括对《大明会典》的纂修。

从政治层面来看，万历皇帝初期的支持有着多方面的考量。首先，张居正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明朝面临的内忧外患。通过推行考成法，整顿吏治，使得官员们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行政执行力得到了加强；实行一条鞭法，改革赋役制度，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缓解了财政危机；加强边防建设，任用戚继光等名将，抵御了北方蒙古和东南沿海倭寇的侵扰，稳定了边疆局势。这些改革成果无疑让万历皇帝看到了明朝中兴的希望，也让他对张居正的能力和决策充满了信任。在他看来，张居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明朝的统治，而纂修《大明会典》作为改革的一部分，也必然有助于巩固国家的统治秩序。

其次，万历皇帝当时年幼，缺乏政治经验和实际的统治能力。张居正作为他的老师，不仅在学业上对他进行教导，在政治上也给予了他全方位的指导。在万历皇帝心中，张居正既是老师，又是辅政大臣，是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人。因此，他对张居正提出的各项建议和举措，包括重修《大明会典》，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配合。

再者，从维护皇权的角度来看，万历皇帝也需要通过支持张居正的改革和《大明会典》的纂修，来树立自己作为皇帝的权威。在张居正的辅佐下，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家逐渐走向繁荣稳定，这无疑也彰显了万历皇帝作为一国之君的统治功绩。而《大明会典》作为一部记载国家典章制度的重要典籍，它的纂修和完善，也有助于明确各级官员的职责和权力范围，加强中央集权，从而更好地维护皇权的统治。

（二）态度的转变

然而，张居正去世后，万历皇帝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他不仅叫停了包括 “考成法” 和 “一条鞭法” 等在内的所有新政举措，还对张居正进行了清算，同时也改变了对《大明会典》纂修的态度。

万历皇帝态度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权力斗争是一个重要因素。张居正生前，权力高度集中，他以顾命大臣的身份辅政，实际上掌握了大明王朝的最高行政权力。他不仅掌控内阁，还通过考成法对地方官员进行严格考核，在朝中形成了绝对的权威。随着万历皇帝年龄的增长，他逐渐意识到自己作为皇帝的权力被张居正所压制，这种 “君弱臣强” 的局面让他感到不满和猜忌。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终于有机会夺回皇权，清算张居正的势力，而张居正所推行的新政，包括《大明会典》的纂修，自然也成为了他打压的对象。

个人情感因素也是导致万历皇帝态度转变的重要原因。万历皇帝即位时年幼，张居正既是他的老师，又是他的监护人，对他的管教极为严格。从读书学习到日常生活，张居正事无巨细都要过问，这种严格的教育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万历皇帝的学识和品格，但也让他感到压抑和束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皇帝逐渐产生了逆反心理，渴望摆脱张居正的控制，追求自由和独立。张居正生前对他的批评和约束，也让他对张居正产生了怨恨。因此，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对他的清算，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这种压抑情感的一种宣泄。

此外，官僚集团的推波助澜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官僚集团的利益，尤其是 “一条鞭法” 和考成法的推行，使得许多官员的利益受损。张居正生前，这些官员迫于他的权威，不敢公开反对。但张居正死后，他们纷纷上疏弹劾，将各种罪名强加在张居正身上，甚至诬陷他谋反。这些弹劾奏章对万历皇帝产生了重要影响，让他看到了张居正的另一面，加深了他对张居正的猜忌，也为他清算张居正提供了借口。在官僚集团的推波助澜下，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态度逐渐从敬重转变为厌恶，对张居正所主导的《大明会典》纂修工作也不再支持。

（三）最终的颁布

尽管万历皇帝对张居正及其改革举措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但《大明会典》最终还是在万历十五年（1587 年）得以颁布。这一过程充满了曲折。张居正去世后，新政的反对者们大举反攻清算，万历皇帝命右谕德赵志皋、洗马赵用贤、编修杨起元、王廷撰重修《大明会典》，由时任首辅申时行领衔审查。申时行是一位相对温和、务实的官员，他深知《大明会典》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虽然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态度已经改变，但他仍然尽力推动《大明会典》的编纂工作。

经过两年的严格审读，《大明会典》终于在万历十五年正月进呈皇帝。此时的万历皇帝，虽然已经对张居正进行了清算，叫停了新政，但在众多高级官员的劝说鼓动下，他还是颁布了此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万历皇帝颁布《大明会典》，一方面是因为这部会典历经多次修订，凝聚了众多人的心血，它本身对于规范国家制度、明确各级官员职责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工具；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万历皇帝此时还有重振朝纲的热情和信心，尽管后来他逐渐变得懒政怠政，但在当时，他还是希望通过颁布《大明会典》来展示自己作为皇帝的统治权威，加强国家的治理。

《大明会典》的颁布，标志着明代法制的完备体系和终极样貌得以展现，成为封建社会法制建设的巅峰和终点。它不仅对明朝的统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明朝各级行政机构的运行提供了明确的依据，加强了中央集权，维护了国家的统治秩序；而且对后世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为后世研究明代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其编纂体例和内容也为清代的《大清会典》所借鉴和沿袭 。

会典纂修的深远影响

（一）对明代政治的规范

《大明会典》作为一部集明代典章制度之大成的典籍，对明代政治秩序的规范作用是多方面且极其重要的。在明确官员职责方面，它犹如一把精准的标尺，详细界定了各级官员的权力和责任范围。从中央到地方，从内阁大学士到基层小吏，每个人的职责都在会典中有清晰的阐述。例如，吏部负责官员的选拔、考核和任免，在《大明会典》中，就详细规定了吏部在这些事务中的具体流程和标准，包括官员的选拔途径、考核的内容和方法、任免的程序等，使得吏部的工作有了明确的依据，避免了职责不清导致的推诿扯皮现象。

在规范行政流程上，《大明会典》更是发挥了关键作用。它系统地梳理了各级行政机构的运作流程，从公文的传递、审批，到政务的执行、监督，都有详细的规定。以公文处理为例，会典明确规定了公文的格式、传递的时限、各级官员的审批权限等，使得公文的流转高效有序，避免了因流程混乱而导致的行政效率低下。再如，在财政管理方面，会典详细规定了税收的征收、存储、使用等环节的流程和标准，确保了国家财政的规范运行。

此外，《大明会典》还对官员的考核与监督机制进行了完善。它制定了严格的考核标准和程序，将官员的政绩与升迁、奖惩紧密挂钩，激励官员们尽职尽责。同时，会典还明确了监察机构的职责和权力，加强了对官员的监督，防止官员滥用职权、贪污腐败。在这样的规范和约束下，明代的政治秩序得到了有效的维护，国家治理更加有序。

（二）对后世的借鉴意义

《大明会典》对后世朝代在制度建设和法律编纂等方面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从制度建设来看，其编纂体例和内容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清代在编纂《大清会典》时，就充分借鉴了《大明会典》的经验，在体例上基本沿袭了《大明会典》以六部为纲的结构，同时根据自身的统治需要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补充。《大清会典》也详细记载了清代各级行政机构的设置、职掌、典章制度等内容，成为清代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

在法律编纂方面，《大明会典》中蕴含的法律思想和制度设计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所体现的 “明职掌、定规制、严考核” 的法律理念，为后世的法律编纂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例如，在官员的选拔和考核法律制度上，后世朝代在制定相关法律时，都参考了《大明会典》中关于官员选拔标准、考核程序等方面的规定，不断完善自身的官员管理制度。同时，《大明会典》中对各种行政事务的法律规定，也为后世朝代在制定行政法规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范例，促进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结语：权力、改革与历史的书写

张居正与万历在《大明会典》纂修中扮演了截然不同却又紧密相连的角色。张居正，这位明朝的改革巨擘，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坚定的改革决心，将考成法、一条鞭法等改革理念融入《大明会典》，试图为明朝的中兴奠定制度基础，使其成为改革成果的有力保障 。他在会典纂修过程中，精心谋划、严格管理，展现出非凡的领导才能和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而万历皇帝，从初期对张居正改革及会典纂修的全力支持，到后期态度的急剧转变，其背后既有权力斗争的因素，也有个人情感的纠葛。但无论如何，《大明会典》最终在他的统治下得以颁布，成为明代法制完备的重要标志。

《大明会典》的纂修不仅仅是一部典籍的诞生过程，它更是明朝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深刻地影响了明朝的政治走向。它规范了明代政治秩序，明确官员职责，为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依据；对后世而言，其编纂体例和内容为清朝编纂《大清会典》等提供了借鉴，在制度建设和法律编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从张居正与万历在《大明会典》纂修中的互动，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在历史进程中的巨大影响力。张居正凭借手中的权力推行改革，试图改变明朝的命运，但最终却因权力斗争而遭受清算；万历皇帝则凭借皇权，对改革和会典纂修的态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同时，这一事件也让我们思考改革与历史的关系，改革者的努力和理想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印记，改革成果又如何在权力的博弈中得以传承或消逝。历史，总是在权力与改革的交织中不断前行，而《大明会典》，则成为了这段历史的生动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