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廷锴:背离革命，后却官拜副国级领导人

编辑/图文:默默

走进那个战火纷飞的革命动荡年代，就不得不说一下那样一批卫国为民马革裹尸的民族英雄。而蔡廷锴将军就是其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先前，刷到过各种视频、文章，对他们的一些观点我却不能苟同。

蔡廷楷将军背叛革命，牵连叶挺，害周恩来总理引咎辞职。

这一点我是不认同的。深挖历史，才能洞察历史的真相。

先言之，中国共产党为何发动南昌起义？其主要针对国民党独裁政府对我党的残忍围剿屠杀，以求自保而探索的一条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我党当时的主张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蔡廷锴所率部队是当时国民革命军中具有较强战斗力的一支，且从蔡廷锴的个人思想情况来看，是具备一定争取吸纳条件的。

此时，蔡廷锴所率第10师隶属叶挺部，受张发奎之令东征讨蒋，欲集结南昌挥军而下，正及南昌起义工作筹备之时，我党匆忙之间做了吸纳蔡廷锴部补充军事力量的打算。

南昌起义的战略部署是以南昌为起点，集结壮大军事力量而后挺进广东，以革命基础坚深的广东地区为基点建立革命根据地。

此战略目标正与蔡廷锴心中所想不谋而合。蔡廷锴本无内战之心，与其消耗自身力量，不如退居广东休养生息。

我党正是基于这一点指派叶挺对蔡廷锴进行多次劝说。

以回广东休养为密谈内容，因蔡廷锴并非我党忠实可靠同志，起义具体并未告知。

而此时蔡廷锴还蒙在鼓里，本以为仅是撤退休养，而不知起义爆发之突然。

当时，又恰逢以汪精卫为主的国民党派继蒋后发动“分共”计划。

张发奎为避免事多生变，本想以开会的名义扣押对分共计划排斥的叶挺、贺龙。蔡廷锴作为师级官职干部，故而参加了庐山会议。

叶剑英得知张发奎等人假借开会之名欲扣押叶挺、贺龙的阴谋后，迅速告知了叶挺，随后邀约贺龙在九江甘棠湖的小船里召开了“小划子会议”，决定不前往庐山，直接挥师南昌发动起义。

而蔡廷锴前往庐山后，部队由叶挺指挥进入部署于南昌，随后发动了南昌起义。

得知消息的蔡廷锴人仍在庐山，只能被迫赶回南昌，在复杂情势下，被动的参与了南昌起义。

蔡廷锴一因不知南昌起义之内情；二因对当时共产党革命发展潜力的错估；三因自身国民党身份及思想的摇摆性；四因不愿临场倒戈发动内战。

故而，在南昌起义初步成功后，率5000余部在进贤脱离了我党队伍。

至此，很大程度上打乱了南昌起义军的作战部署，让本就艰难重重的起义军面临更加窘迫的困境。

作为敌前委书记的周恩来在南昌起义军脱困进入广东普宁流沙镇后，对在此次起义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做出自我批评，并欲引咎辞职。

蔡廷锴率部脱离起义队伍只是暴露问题中的一个。

故此，不能简单的说是蔡廷锴背叛革命，牵连叶挺，害周恩来引咎辞职。这种说法太多武断和片面。

蔡廷锴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民族英雄，拥有波折而精彩的人生经历。其思想也在随着抗战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

蔡廷锴，1892年生于广东罗定一贫困家庭。贫苦的家庭环境使他无法接受更多教育，从小就需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与重担。

短暂的私塾学习，让他了解到文天祥等英雄事迹，备受感染。

幼时的他又酷爱《三国》，尤其是赵子龙，常以赵子龙的事迹勉励自己，希望能像赵子龙那样驰骋疆场杀敌报国。

家境虽贫，但父亲为人正直，常与他讲爱国故事。

且当地有反抗侵略传统，民众爱国情怀浓厚，如三元里抗英等事迹在当地流传，这种风气对他影响深远。

至此，爱国的种子就在他幼小的心灵生根发芽。

11岁母亲去世，16岁父亲病重，家庭变故让他饱尝生活艰辛，也使他对国家贫困、百姓疾苦有深刻体会，激发改变国家命运的愿望。

然而，蔡廷锴四次从军皆以失败告终。直至遇到他人生中的伯乐——陈铭枢。坎坷的军旅生涯才变得顺丰顺水。

在陈铭枢的提拔重用下，蔡廷锴的军事才能得以发挥。

后参与北伐战争，直至“宁汉分裂”，接替陈铭枢任第十师师长，东征讨蒋，南昌起义接踵而至。

南昌起义中蔡廷锴脱离起义军，在进退两难的时候，与原部队（张发奎部）取得联系，但又因二人关系紧张，加之蒋介石政府委以重利，老上级陈铭枢循循善诱，多方考量后，唯有求得大靠山庇护，才能保全实力，完成自己的救国理想，后与蒋介石政府达成合作。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

蔡廷锴率部随蒋介石参加了蒋桂战争等新军阀混战，在这些战争中为蒋介石效力，立下战功，后蒋介石扩编蔡廷锴、蒋光鼐两师为19路军，任命蒋光鼐为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为19路军军长；8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十九路军，蔡廷锴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兼军长。

伴随着张学良拥蒋，东北军入关，反蒋联盟败退，各军阀首脑通电下野，蒋介石政府获胜，中原大战结束。

中原大战的胜利巩固了蒋介石政府的中央集权，而后蒋介石把矛头指向共产党。

1928年琼崖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引起国民党恐慌，广东当局派蔡廷锴率第11军第10师的第28、29、30等3个团及谭启秀独立团1个营共4000余人，对琼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行军事“围剿”。

1931年4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围剿”，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60师、61师被编入“围剿”部队序列，开到江西兴国、万安、泰和等地，参与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在富田、东固一带与红军作战。

1931年7月，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围剿”，蔡廷锴率部从兴国出发，向高兴圩、老营盘等地推进，寻找红军主力作战，在高兴圩地区与红一方面军展开了激烈战斗，双方伤亡都很惨重。

正值国共两党打的如火如荼之时，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促使小日本轻而易举攻陷东三省。

1931年底，蔡廷锴召集全军旅长以上干部密商，决定组织“西南国民义勇军”，自任总指挥，打算在1932年2月率部沿津浦线奔赴东北，援助正在抗日的马占山、丁超、李杜。

但因日本蓄意扩大对华侵略，派遣军舰和陆战队在上海登陆并制造事端，上海局势紧张，蔡廷锴不得不留在淞沪加紧备战，最终未能成行。

1932年1月18日，日本特务机关制造“日僧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提出无理要求，为军事行动做准备。

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海军第一外遣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指挥海军陆战队向闸北的十九路军发起进攻，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

日军进攻受挫后，不断增兵，先后派航空母舰及特别陆战队等增援，组成第三舰队，并调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为司令官。

中日双方展开激烈战斗，中国军队取得了诸如庙行大捷等胜利。

日军第三次增兵后，于3月1日发起总攻，万余人在杨林口、七丫口登陆，突破中国军队阵地。中国守军侧后方受威胁且无增援，被迫向黄渡、方泰镇、嘉定、太仓之线撤退。

1932年5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协定使日本在上海的权益扩大。此役中国军队伤亡1.3万余人，日军伤亡3000余人。

淞沪抗战中，蔡廷锴率十九路军直面日军的猛烈攻势，顽强抗战，打的日军多次易帅、增兵，打破了日军的不败神话和三日占领上海的狂妄企图。打出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意志和风采，打出了士气，激发了抗战民情。

然而，却以国民党政府的盲目自大，以停战换时间的错误预估，签订不平等协议。

一二八事变后，1932年5月，蔡廷锴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福建，继续执行“围剿”红军的任务。

在福建期间，蔡廷锴认识到蒋介石的阴谋，决定与红军合作，实行“反蒋抗日联共”政策。

1933年11月，蔡廷锴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但最终失败。

1934年1月福建事变失败后，蔡廷锴被迫流亡海外。他所到之处，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控诉日本侵华罪行，抨击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深受海外华侨和外国友人的欢迎。

1935年4月，蔡廷锴回到香港，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宗旨是推翻汉奸政府，树立人民政权，联合各党各派一致团结实行抗日，并集资扩充《大众报》以宣传主张。

1936年两广“六一事变”爆发，蔡廷锴为抗日大计，将十九路军公积金数十万交桂当局成立谢鼎新独立团，后到南宁重建十九路军。

但不久李、白与蒋介石言和，蔡廷锴解除兵柄返港。

1937年“七七事变”后，蔡廷锴立即回国参加抗日，被蒋介石委任为大本营特任参议官。

1938年广州沦陷后，蔡廷锴被推举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常务委员，负责指挥西江南路团队。

1939年，蒋介石起用蔡廷锴任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不久接任总司令，后调任第26集团军总司令。

1940年，蔡廷锴率部参加了昆仑关战役，后因受蒋介石排挤而去职，以上将参议官的名义闲居桂林等地。

1946年，蔡廷锴与李济深等在广州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投身于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政治斗争中。

1948年1月，蔡廷锴与李济深等人在香港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

1949年，蔡廷锴作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首席代表，应邀前往哈尔滨，后参加了新政协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蔡廷锴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还担任民革第一、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

至此，蔡廷锴将军的传奇人生渐落帷幕，从投军、讨蒋、拥蒋、反共、联共、捣蒋、宣传抗日救国，他的人生可谓是几度沉浮。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一系列行为都不过是自主救国的一种尝试罢了。

谁表现出能救中国于水火的能力，就更加偏向于哪一方，直至蒋介石的阴谋败漏和发现共产党才是能救中国的真正力量后，果断与蒋决裂，投入到反蒋救国运动中。

撇开阶级不谈，自始至终蔡廷锴将军的爱国情怀是永恒不变的。

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如何救国，直到新中国成立，新政府向其投来橄榄枝，便义无反顾的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