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屠杀华人事件始末

摘要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屠杀华人事件始末 1923年9月1日11点58分，日本的横滨和东京一带发生了地震灾害。这一带在日本被称为关东地区，故此震习惯上被称为关东大地震。震中在东京...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屠杀华人事件始末

1923年9月1日11点58分，日本的横滨和东京一带发生了地震灾害。这一带在日本被称为关东地区，故此震习惯上被称为关东大地震。震中在东京以南90公里处的相漠湾海底，震级8．3级，是20世纪以来世界最大的地震灾害之一。

这场地震给日本关东平原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地震引发了一系列的海啸，其中东京和横滨遭受的损失最为惨重。地震发生后不久，关东平原地区又遭遇了一次强烈的地震，随后的一周里还发生了数百次余震。

东京损失了30万幢建筑，横滨倒塌的建筑物达到6万幢，而码头和港口也几乎被完全摧毁。道路出现裂缝，城市到处都是倒塌的建筑物和尸体。

据统计，在这场灾难中，横滨有10万人死亡，其中4300人下落不明，另外还有10万人受重伤，约150万人无家可归。总体而言，这场日本关东大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死亡和下落不明者共达14.2万人。

慷慨援助

日本大地震的消息传到中国时，中国政府迅速行动，展现了极其罕见的高效率。

在当时由内务总长高凌霨摄政，代理总理职务的北洋政府号召下，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出现了罕见的凝聚力，上下一心、南北协力。而此时的中国社会也是面临分崩离析，动荡不安。

时任外交总长顾维钧提出，对于日本震灾，“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不容袖手旁观，应由政府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

当时内阁一致通过了5条援日救灾决议，采取了多种行动来帮助日本。

首先，他们电令驻日代办张元节和驻神户总领事馆立即调查灾情。其次，他们拨款20万元用于援助日本，并要求各省长官联合绅商地方团体组织日灾急赈大会，与政府一致进行。

同时，他们还派遣商船运送粮食药品，并邀请红十字会赴日提供帮助。为了进一步扩大援助的规模，摄政内阁以大总统令的方式号召全国人民广募捐款，并要求全部拨汇，用于拯救灾民和邻国的需要。

内阁还邀请了熊希龄、孙宝琦、汪大燮、王正廷等各界名流，共同商议援助日本的具体事项。经过从中午到傍晚的长时间讨论，会议进一步决定各省区一律筹款赈济，迅速运送30万石米到日本，解除粮食输出禁令，并邀请各慈善团体、红十字会以及银行、新闻、商会、军警等各界组织日灾协济会。

正在天津的梁启超发出通电：“救灾恤邻，责无旁贷，谓宜尽吾力所能逮，迅派军舰商船，募易服食各物，驰往急赈”。

上海总商会决定，“购办面粉一万包，米三千包”，并垫付611万元。

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理事长庄得之、医务长牛惠霖，亲自率领“男女医士四人，救护员八人，书记会计各一人，女看护士四人，队役四人，现款二万元，药料等品十余大箱”乘日轮皇后丸起程前往日本东京参与赈灾工作。这是到达日本灾区的第一支国际医疗救援队伍。

中国医疗队赴日

北京各界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集会，北京银行公会捐助10万元购买米面3万石。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决定拨付5万元赈灾，派代表携带粮食、衣物、药品赶往日本。天津方面，直隶省长王承斌召集天津商界人士会商援助日本灾区。天津红十字会、天津报界公会等纷纷行动，筹粮筹款，支援日本。广州、南京、东三省等都捐出大额粮食、物品和款项。

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成为这次救灾的主力，包括温州在内的不少中小城镇也建立了赈济日灾团体。日本轮船甚至直放温州，运载木炭、烟叶、菜子、鲜蛋等物，一次价值就高达51万元。

还有包括军政界商界演艺界教育界的各界名流，纷纷捐款捐物。

在政府的强力动员下，中国各界展现了罕见的一致行动。日本驻华使领馆不断接待前来慰问和表态的人，门庭若市。日本驻华的商业机构、民间团体等也收到了无数的慰问电、慰问信和慰问品。

以怨报德

然而，就是在中国政府倾全力救助日本的时候，在日本国内，日本政府和军队还有“私人团体”却做出了人神共愤，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

在地震后的混乱中，日本当局以“镇压暴乱'的名义开始逮捕、屠杀革命志士和旅日华工，以及大批在日朝鲜人，白色恐怖笼罩东京和横滨。

根据事后的统计数据，日本大地震中受害的华人总共有716人，其中当场死亡的有622人，失踪的有11人（事后发现一些已经遇难），负伤的有83人（事后一些人伤重死亡）。

在这些遇难者中，658人来自浙江温州和处州，其中死亡的有605人，受伤的有53人。此外，还有来自温州和处州的42名华工（其中34人死亡，8人受伤），虽然有同行目击者，但由于姓名不详，没有被统计在内。因此，浙江华工的遇害总人数为700人，其中死亡的有639人，受伤的有61人。

但比华人更加不幸的是朝鲜人，他们本应是这次大屠杀的主要目标，然而华人却成了替罪羊。

地震发生的次日，日本宣布全国戒严，灾区的戒严任务最初由地方上的“青年自警团”承担。当天，灾区传言朝鲜人趁乱纵火，并往水井里投毒。于是，在政府的秘密策划下，一项针对朝鲜人的大屠杀计划开始实施。

在军警的配合下，“青年自警团”对朝鲜人聚居区进行了极其残忍的屠杀，大量使用冷兵器，死者几乎没有完整的尸体，死亡人数约为6000至10000人左右。

在大屠杀过程中，日本人同时也将矛头对准了中国人。尽管日本政府事后口口声声称是在镇压朝鲜人的过程中“错误地杀害”了华人，但那些温州工人中，有许多人仍然保留着满清的长辫子，穿着传统的中式服装，一眼就能看出是华人。

实际上，除了针对华工的袭击，中国留日学生中也有许多人成为了受害者。回国后，受灾的留日学生给“全国各报馆转全国父老昆弟伯叔姊妹”们写了一封公开信，非常悲愤地描述了他们所遭受的苦难： “当时，东京及附近各县谣传朝鲜人纵火下毒。于是，军警、青年团、市民、村民全力搜捕朝鲜人，不分老幼男女，任意残忍杀害。

其中最可怕的是，朝鲜人和中国人常常被并列提及。中国人因此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被有意杀害和侮辱的情况数不胜数，刀棒拳脚交加，残忍程度已经超出了人类的界限。

“浙江籍的韩潮初（神户高商学堂）、沈诵填（高师）、蔡经德（高工）、陈悼等人，已经有多方证明他们是中国人，但仍然遭受了毒打致死，并且还有人声称中国人就应该打击。

“江苏籍的蒋健吾等六人在大森海岸东京横滨间躲避战乱，租住在日本人家中，灾后，房主拔刀砸桌子说道‘今天要杀中国人’。后来经过苦苦哀求，才逃过一死…… “当时的日本人充满了悲愤和痛苦，许多人已经完全失去了人性，变得残忍而冷酷，听到这些事情让人战栗不已。

由于中国人排日，所以每当遇到中国人，他们总是充满了情绪冲动。更可怕的是，他们将这个时机当作清除华工的好机会。

王希天遇害

在最初的死者名单中，并没有一个日本人十分忌惮的名字——王希天，他被列入了失踪者名单。

王希天

王希天，20世纪20年代著名旅日华工领袖，1896年9月生于吉林省长春金钱堡屯的一个皮铺家庭。在1915年东渡日本留学之后，他投身到捍卫国权的运动中，是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他不仅在学业上取得了优秀成绩，更展现了对国家和社会的强烈关心。

在日本留学期间，王希天积极组织和带领爱国学生举行集会、罢课、示威甚至回国请愿活动，以抗议国内腐败政府的卖国行径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霸道行为。他深知只有通过团结和抗争才能改变华工的困境，因此他长期热心于旅日华人事业。他呼吁留日学生、旅日侨胞以及日本友好人士慷慨解囊，筹措经费来改善华工的居住和医疗条件。

1922年，王希天当选为中华侨日劳动共济会会长。他将职责放在维护华工的利益上，开始专心从事华工救济事业。他带领华工与日本资本家进行坚决的斗争，以保护华人的权益不受侵犯。

然而，由于他的坚定立场和斗争行动，日本当局对他恨之入骨，将他列为“社会主义者”和“危险分子”，试图打压他的影响力和活动。尽管面临着日本当局的打压，王希天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为华工争取权益而不懈努力。

地震当天下午，王希天冒着余震的危险奔赴各地慰问同胞，并及时组织了“对日震灾救济会”。9月9日，在交通中断，秩序混乱的情况下，王希天不顾友人劝阻，独自骑自行车前往离东京较远的大岛町慰问华工，之后彻夜未归。10日，传出消息：王希天被日本军警逮捕。但日本当局随后宣称，王希天已于12日被释放。此后，他便杳无音信。

王希天失踪的消息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日本政府虽然一再封锁消息，隐瞒真相，但国内外报纸还是不断披露出日本军警大肆屠杀华工和王希天失踪遇害的消息。